江南名贤迁居坡南现象研究

陈文苞

坡南和江南看似两个没有接壤的地方，在历史上，不少江南名贤乡绅迁居县城，而居城南坡南的人数最多，这个现象背后有何内在的联系？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坡南的地理、交通、文化和战争等因素，以及江南乡绅对坡南的文化和公益事业建设所作的贡献进行分析，从而得出了某些规律性的认识。

一、坡南和江南地理概念

自平阳南门翻越岭门经通福门、证真寺、东岳观，至汇头，眼前出现一片坦途。岭门山溪、新罗溪在此汇聚为坡南河，河水向南流经隘门，又与荡阳河汇聚于坡南河头。从通福门至河头这一段路，因溪成河，因河成路，因路成街，称为坡南街。历代以来，这里都是浙闽之间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。

坡南河流至夹屿桥，再分东西两水。东支经丰山南至鳌江江口；西支经西塘到钱仓，各约二十五里。为了抵御沿海风潮，士民在两条河流修筑了土塘。东支即东塘，亦称坡南塘，简称南塘；西支即西塘。但这些土塘难抵风潮，遇大水即溃。南宋嘉泰元年（1201），郑廉仲以石砌南塘。淳祐七年（1247），复砌西塘。

大儒陈傅良、名宦黄汉章有感郑廉仲修塘利民之功，各赋《坡南塘》诗一首。陈诗曰：“荥阳居士居罕出，高堂华屋安于山。人自垫溺岂关我？乃复辛苦事所难。徒杠未成天欲寒，风吹溱洧波漫漫。安得急语贤刺史？刺史爱民如赤子。”黄诗云：“吁嗟从古行路难，长亭短日天风寒。舟胶马隤忧欲死，朱门歌舞谁办此。一朝邂逅荥阳君，首倡开土囊俱倾。五丁未具饭能几，群毛不集裘安成。”这两首诗形象地描写荥阳居士（荥阳君）郑廉仲，本可居住山上华屋，不问世事，但他不忍见土塘崩溃，殃及生民，遂告之长官，取得官府的支持，出资修塘。与之前不同的是，这次郑廉仲以石代土，筑成石质堤路。坡南石塘筑成后，比原先土塘更加坚固结实，土塘成为坦途石路，行人络绎不绝，坡南街由此更显繁华。

江南垟地处鳌江以南、横阳支江以东的广袤平原，是浙南经济发达、人杰地灵的鱼米之乡。清代平阳知县何子祥在《蓉林笔钞》写道：“平（阳）号称富庶，就中江南八大都为最，田土平衍而膏腴，水道周通便灌溉，名‘百万仓’。”古代江南有八大都，民国时期称“江南乡”，加上“金镇乡”，大致相当于今龙港市和宜山、钱库、金乡三镇。

二、江南名贤多迁坡南

历史上，不少江南人迁居平阳县城，但大多喜欢定居坡南，其中不少是江南名贤。最早见诸文字的，是亲仁乡黄汉章。黄汉章，字则象，南宋嘉定十三年（1220）进士。嘉熙年间为沿江制置使主管机宜文字，升参议，历提刑、秘阁、运副。晚年自亲仁乡龟山（今苍南县宜山镇珠山村）徙居县学以东，开辟茶园，著有《茶坡小稿》。

南宋以后，寓居或徙居坡南的江南名贤，以陈高、金敬、叶衡、陈宣最为著称。

（一）陈高

陈高（1315-1367），字子上，号不系舟渔者，元代平阳州金舟乡咸通里（今苍南县钱库镇小河川底）人。元顺帝至正十四年进士，仕庆元路录事。任职不足三年，自免去。再授慈溪县尹，不就。

陈高从慈溪返回，携眷居坡南，有其《迁居》一诗为证。诗曰：“迁居城南村，幽情意所适。室庐颇虚敞，结构自畴昔。倒桧护周垣，修竹荫奇石。涓涓井泉清，霭霭檐云白。去郭二三里，迥与嚣尘隔。于兹载寝兴，朝暮靡所迫。读书南窗下，奉食老亲侧。褰裾戏童稚，煮茗待宾客。身閒贫亦佳，机忘心已寂。旋种园中蔬，春叶庶堪摘。时危幸安处，生理宁复识。虽非旷达夫，玩世聊自得。”从诗上看，陈高居住城南村，即离城郭二三里的坡南。此处幽静舒适，房屋也宽敞，房子四周有围墙，修竹奇石。陈高举家入住，每天读书，侍奉母亲。庭内有孩子玩耍，有客来了，煮茶相待；还可以种植菜蔬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陈高生逢乱世，一生颠沛流离，身如不系之舟，最后在河南怀庆去世，身亡他乡。他在坡南的这段日子，有一方安身之处，享受天伦之乐，或许是陈高最惬意的日子。

从陈高的经历来看，他迁居坡南，应与挚友谢泰来有关。谢泰来居平阳坡南，并在九凰山西麓建西枝草堂。陈高世居江南，到县城人生地不熟，谢泰来是他依靠的主要对象。在坡南，陈高调解方明善和周嗣德两大军事集团的冲突，并撰《平阳州儒学增田记》等。后来，平阳州落入明军之手，而忠于元朝的陈高选择逃亡。在外逃之前，他将家眷托付给谢泰来照顾。因此，陈高在坡南的居所，距离西枝草堂应不会太远。

（二）金敬

金敬（1388-1472），字敬伯，明代金舟乡前库（今苍南县钱库镇金处村）人。明永乐二十一年（1423）进士，授浙江道监察御史。宣德三年（1428），随宣宗朱瞻基出征巡边。时西戎扰边，敌酋兀良哈率军攻打会州，与宣宗会于宽河，金敬随军立阵。他不避险要，执弓矢射杀胡虏二人，寇退班师，举朝莫不称赞。正统二年（1437），大名府、河南、陕西连年蝗灾，约四五万饥民逃往汉中府深谷潜住，黄河北岸亦有千数团聚。英宗命金敬前往宣抚救灾。正统四年（1439）任福建布政司左参议。致仕后，定居平阳坡南仕巷口，徜徉闾里。卒后，葬慕贤东乡旸岙山（今属城南社区）。

（三）叶衡

据民国《平阳县志》记载，江南垟叶益“初居金舟乡，增尝于宅前巨港建桥十六间，人谓‘新桥叶氏’”。叶益次子叶寰，叶寰季子叶志。叶志，字存耕，明洪武年间授光禄寺署丞。致仕后，迁居平阳县城南东山下（今称山东坑）。叶志次子叶衡，字廷衡，号宜休，自幼能文，以岁贡知河南省浚县。任期间，断案如神，操守廉洁，百姓呼为“叶青天”。叶衡年老归养坡南，晚号宜休居士。

（四）陈宣

陈宣（1438-1509），字文德，号潜斋，平阳江南柘园人。明成化十七年（1481）进士，授工部都水主事，分司徐州沽头等闸河。弘治元年（1488），升为虞部员外郎。不久，改刑部陕西司郎中。后外放夷陵知州。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，升云南布政司左参政。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，乞休回里，居县城坡南，自号四南居士。在图书环绕中过老，著有《潜斋集》。官府为其立四座牌坊，其中明刑坊、敷政坊立于坡南。去世后，墓在一都鸣山。

三、迁居坡南原因分析

陈高、金敬、陈宣都是元明时期江南名贤，叶衡之父叶志也是官宦出身。他们代表着江南最有成就的科举人士。那么，他们为何迁徙县城，又为何定居坡南？究其原因，大约有三。

一因战乱。元末天下大乱，浙闽一带义军屡犯江南，官兵无力征剿，百姓只能自发组建民团。后周嗣德摄平阳州，依靠民团力量保境安民。县城作为政治中心相对安全，迁居县城为躲避战乱。

二因文化。对进士出身的致仕官员来说，江南毕竟地处农村，既不能满足文化需求，又不便与同道交流思想、分享信息，再加上子女教育及生活便利等因素，首选是迁居县城。瑞安杨塽给陈宣之妻徐氏所撰《敕封安人徐氏寿藏记》言：“（陈宣）携家众南还，厌旧宅之处村落，乃于南坡旧馆拓址创新，前为大门，扁曰会魁。次厅紫薇堂，周匝为垣数十丈，左右为屋数百楹。临街有铺，祀先有祠，谋口食而负郭有田，课子孙而延师有礼，凡百遗后人者，靡所不至矣！”更有明代江南金舟乡项桥的项伯文，官武职将军，晚年亦定居县城白石街；明代名宦吴宝秀，迁县城市心街；近现代江南名流刘绍宽居县城西门、杨悌居白石巷、苏渊雷居县城东门。

三因迁界。明清之际，朝廷实施迁界，不少江南望族迁居县城。如江南金乡余家余寿南，携眷迁居坡南；金乡李氏李日彩曾率士民据城抵御陈仓义军，其子李可教携眷迁居坡南。

江南名贤迁居县城时，为何多数选择坡南？首先是坡南交通便捷。江南垟从水路到江口，渡鳌江后再走水路到坡南，交通十分方便。而从坡南进县城，只需翻过岭门即可。其次是坡南饮水方便，水质好。平阳（横阳）县城因岸江海，“邑聚皆斥卤之地，故其水皆苦恶”。城内百姓饮用水主要依赖坊郭七口水井（即七星井），远不能满足城内饮用水需求。而“昆山有泉仰出，甘冽异诸水”，不少世家大族遂定居南郭岭门。再次，坡南街扼浙闽驿路咽喉，客旅南下北上都要经过此处。坡南因而商铺林立，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繁华不输城内。从北宋到清代，坡南为桥凡十有四：曰聚星桥、永寿桥、紫云桥、凤仪桥、渡星桥、古仕巷桥、永宁桥、儒林一桥、古仓前桥、通德桥等。坡南积聚一县精华，学宫、文明塔、学堂等都在坡南。行走坡南街，仿佛生活于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清代平阳知县何子祥《浚坡南河记》因而写道：“予每过之，见夫客艇春波，市楼晚照，绿往还而红上下，或时寒蟾皎洁不啻银河，一派清淑之气照人眉宇，不觉为之心醉……”

四、坡南繁荣离不开江南乡绅

坡南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离不开江南乡绅的贡献。尤其是清代和民国时期，凡修城墙、道路、学堂、寺院等公益事业，皆有江南乡绅贡献。清代陈际中、陈筱垞、刘绍宽等乡绅一度迁居县城。他们去世后，也安葬在县城。

（一）修城墙和通福门

据民国《平阳县志》记载，清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，知县廖重机率邑人潘学柔等再修城墙并留下修城石刻：“县垣倾圮历有年所。丙申夏五月，余莅任横阳，捐廉率金镇绅士四人裒赀修茸。今工程完竣，勒石以志之。职员潘学柔、生员夏象杓、贡生余芳、监生潘敷鄂、李希洵、耆民李尚贤。”据金乡《余氏宗谱》记载：“通福门，在平阳城南，于道光廿三年壬寅贡生余方出资，购石五十丈建城。”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，江南宜山人陈际中联合地方乡绅，筹资修建县城通福门。

（二）建造文明塔

光绪九年（1883），为改变科举不振现状，陈际中发动乡绅捐资，筹集善款，又日夜督工，至光绪十年（1884）三月竣工，名曰文明塔；又在塔旁建书院十余间，为诸生肄业之所，曰文明书院。建造文明塔时，江南乡绅纷纷慷慨解囊。其中，金乡余晓岚、余李氏夫妇捐资助修文明塔。殷翼庭慨然认捐1000枚银元，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。知县汤肇熙因而感叹：“嘻！赴义如此，别驾其可风矣。”鉴于殷翼庭慈善好义，邑内人士商议赠匾以贺，并请汤肇熙题字。汤肇熙从《易经》“厚德载福”之句中摘取“载福”两字，并加跋语褒奖。殷翼庭去世时，汤肇熙深为嗟叹，亲撰挽联拜奠：“砖塔待铭，功赖合尖成此举；金舟栖隐，耗闻捐馆惜斯人。”

（三）修建学宫、文庙和学堂

江南乡绅对修建学宫和学庙也不遗余力。道光十一年，邑人吴乃伊重修泮池。据南楼《郑氏宗谱》记载，郑观岳捐助田百余亩建县婴堂；又捐修庙学钱一千馀缗；从弟郑兆璜，号古渔，纳粟授布政司理问，邑中义举，若修庙学、建校士馆、置科举费，皆有佽助。江南张家堡的杨配篯“居平，轻财乐施予，赴人之急，不为丝毫计惜。其大者，置科举费，创试士院，修庙学，筑捍海大堤”。平阳文庙祭器残阙尤甚，此时陈际中已到桐庐任训导，但仍心系一县之文脉传承，亲携公款赴吴门，购回各类祭器，使文庙重光，“至今春秋丁祭，笙罄羽籥声容咸备，邑人于是观礼乐焉”。陈筱垞、刘绍宽还一同创办平阳县学堂，陈筱垞为首任堂长。

（四）建育婴堂

平阳古有溺女陋俗，南北两港尤甚。同治甲子年（1864），县令余丽元示禁溺女，劝民举办育婴堂。其离任后，陈际中偕黄度、杨佩芝（江南张家堡人）等乡绅于城南创育婴堂，设总局于坡南，而设两分局于南北港，筹款接济，全活颇多。杨佩芝、黄度去世后，知县汤肇熙又委托陈际中为正董，仍悉心整顿，终其身不懈。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金乡潘敷鄂，号韡园，捐腴田三百亩于县育婴堂。

综上所述，平阳县城是政治文化中心，江南官宦乡绅阶层热衷徙居县城。坡南在区位、交通和文化方面，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，江南官宦乡绅最喜定居坡南。而坡南的开发和繁荣，也离不开江南乡绅的一份贡献。